梳理國內學者與地方官員言論，談及農民和農業的現代化，無不以非常堅定的口氣說，出路就是規模化、產業化或資本化。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面對一系列與我們的預期相悖的問題時，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農業工業化的發展思路。2010年至2013年，我國玉米、水稻和小麥三大主要糧食作物全部轉為凈進口。超市糧柜早已出現了高價大米。這一切，對于每個中國人而言，都來得太快。筆者總覺得我們在談論農業現代化時，似乎忽略土地稟賦差異，自然、氣候賦予農業生產比較優勢的不可復制性。如果不做思路調整和戰略重構與安排，結果會很危險。

　　從理論上說，根據生產力因素數量組合方式變化規律的要求，自覺選擇和控制生產規模，增加產量，降低成本，取得最佳經濟效益。規模經濟或生產力規模的經濟性，也是確定最佳生產規模的問題。然而，這些年積累的問題已在警示我們，糧食生產若過度規模化，深層次的后果就是農民失業、鄉村社區消亡、生態多樣化遭到破壞。由此帶來兩大可能的影響都是致命的：高價商品糧衍生各種社會與經濟難題，社會管理成本劇增和風險擴大化。因此，我們需要正確對待農業產業化與資本化，謹防陷入產業化背后的資本壟斷經營陷阱。

　　在我國，由不同地區農業季節性工資快速上漲可知，農村勞動力短缺時代即將到來。筆者在調研時發現，農業產業化的土地投資密度要遠遠高于傳統的散戶農業；自2000年后，農業補貼已產生了一種路徑依賴，水漲船高。由于糧食生產對氣候、環境和土壤結構的要求極高，很難逃離“靠天”的基本要求；在糧價相對較低的背景下，小農放棄糧食種植；再者，國家糧食種植補貼對種糧主體移位給資本所有者起了助推作用。尤其近年來，農村土地流轉集中上演了“地權風云”大戲。

　　規模化是全社會勞動力分工和其他要素配置的結果，是個內生過程。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受制于土地的生產率邊界約束，依靠化肥和種子改良等技術進步提高單產量也存在邊界。直到今天，我們并未看到大棚里大規模糧食（玉米、水稻和小麥），只有蔬菜、瓜果或者其他高附加值的花卉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土地的生產性價值由農產品類型決定，種植何種類型的農產品又由價格和初始資本投入數量決定。至于農地經營主體是誰，以何種方式實現，以及增值價值如何分配都與資本投入主體目標設定密切相關。筆者這幾年在東中西不同地區調研時都獲得了具體證據，諸如西瓜種植、藍莓和草莓種植、高價花卉種植以及中藥材三七種植等，經濟利益驅使下農業規模化與非糧化相隨相伴。

　　針對小農生產無效率的判斷，筆者借助跟蹤四川合江縣小農水稻種植5年調查數據估計生產函數，以揭示生產可能性邊界可達性。結果發現：由人為可控制之無效率所占之比率為72.3%，隨機無效率所占之比率為27.7%，社會化小農趨高的價格預期直接影響到種植意愿，一旦市場價格低于預期，則減少種植面積的概率高達13%。當小農退出農地經營之時，流轉集中只是結果，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有糧食市場（收購）價格和非農部門工資水平、農地租金等。在農地轉租租金方面，不同地區糧食種植的租金相差較小，通常是每畝300至500元左右；非糧食種植的租金差距甚遠，依據作物類型而定，土地租金介于每畝1200至25000元之間。在此，地租作為解釋土地集中的經濟變量，其又是小農與資本所有者討價還價的基準，與民奪利的平臺是農地和農產品市場；隨著各地農村土地流轉集中的快速推進，小農主動或被動退出土地已成農村常態化現象。有鑒于此，需要審慎對待農業和農村發展，注重社會與經濟兩者的內在平衡體系建設，形成有利于穩定小農糧食生產的價格機制，重構“谷賤傷農又傷民”發展認識。

　　當城市化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局限于土地的經營方式討論，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留住種地農民，或許才有農業和糧食安全的保障。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人地關系，不同地域，可以有不同的農業發展方式。對此，極有必要重新認識生產效率及農地經營的社會與經濟雙重職能，城市化、工業化時代，糧食生產的戰略安全總是高于產量安全。立足中國實情和糧食生產特殊性難題，只有當市場和政府培育的外部條件準備充分之時，小農生產方式才能被新的經營類型補充或替代。

　　以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發展經驗而論，農民的命運總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農業生產和農地經營總會伴著利益再分配和討價還價的過程。糧食產量及農業生產方式由政府補貼決定，而非生產效率起決定性影響。時下中國走到了農地經營和農業發展的十字路口。決定糧食生產方式的主要變量是“補貼”，決定糧食產量的主要變量應是“價格”，決定農地經營形態的力量，不應來自政府的干預，也不應是市場，而應是內生于人地關系的調整。存在巨大人口壓力的中國糧食生產，不允許也不可能走上美國式的商業化發展道路，更不可能是日本式精耕細作權力化經營道路。中國應有自己的道路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