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五五”時期的時代背景下，作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導向的經濟發展與以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為導向的人口發展的疊合點，中國銀發經濟發展的核心在于構建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立足民生導向，強化市場化和規范化建設，推動銀發經濟在經濟社會諸維度上的整體發展與主體協同。

發展銀發經濟的重點方向

面對人口老齡化加速與長壽紅利釋放并存的復雜格局，銀發經濟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的關鍵變量。作為老齡化社會的系統性應對方案，銀發經濟的發展規劃須與產業結構變革、全民健康目標、社會資源的激活深度嵌合。產業結構的升級與健康中國戰略的推進構成了銀發經濟的“硬支撐”。老年社會參與的促進是銀發經濟發展的“軟動力”，既依賴前二者的平臺設施與制度建設，又反哺產業升級與健康目標。這三個維度既獨立構成銀發經濟的發展支柱，又在交互中共同指向老齡化風險向可持續發展動能的轉化路徑。

首先，銀發經濟的發展與新時代產業結構升級緊密交織，成為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動力。

在調整產業結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宏觀政策導向下，銀發經濟需要實現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在科學技術支持下的深度融合，即向“科技+服務+制造”的復合型體系邁進。智能家居、康復輔具、遠程醫療設備等適老化產品的研發與生產，能夠帶動制造業向高附加值領域的延伸;老年服務業與醫療、保險、金融、旅游等產業的融合則能夠推動自身向專業化與多樣化的升級，同時也能夠催生傳統產業的新增長點，如養老地產、康養社區。

數字技術在日常消費、公共服務、文化娛樂等領域內的滲透則為銀發經濟提供了突破時空限制的創新引擎。如老年健康服務從單一線下服務轉向“線上+線下”的模式，通過遠程會診平臺，偏遠地區的老年人亦可及時獲得優質醫療資源;適老化電商、短視頻應用等平臺重塑了老年人口的購物場景，激活了老年用品、文化娛樂等消費市場。

銀發經濟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結合不僅能夠緩解傳統養老產業低端化的困境，滿足老年主體的現實需要，更能夠催生智慧養老等新業態，讓銀發經濟突破“養老即福利”的舊范式，進而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助力。

其次，健康中國的推進是銀發經濟實踐的重要抓手。

隨著人均壽命的延長與疾病譜的轉換，在老年領域，醫療保健體系的發展重心正從疾病的治愈轉向基礎生活照護與主動健康管理。

在政策層面，國家通過醫養結合試點、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探索等工作，擴展了醫療照護資源向社區和家庭下沉的通路，適老化與無障礙的改造也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便利性和安全性，降低環境因素引發的意外風險。

而在市場層面，康復護理、認知癥照護等專業化服務快速發展，形成健康產業與養老服務的深度耦合。這種轉型本質上是對健康中國“以治病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理念轉變的踐行:通過早期健康干預降低醫療支出，通過適老化改造預防跌倒等風險，通過老年健身、營養膳食推廣延長健康壽命，通過長期護理、慢性病管理與安寧療護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質量。健康素質的提升與醫療體系的完善成為發展銀發經濟的健康基礎，在實現健康老齡化目標的同時也減輕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壓力。

最后，老年社會參與的促進能夠鞏固銀發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社會基礎。

隨著健康水平的提高和互聯網技術的普及，老年人口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參與度和貢獻率正在不斷增加，老年人憑借經驗、知識與技術優勢正在高技術行業、社區治理、志愿服務等領域釋放“二次人口紅利”，以老年大學為代表的教育文化方面建設也為老年人提供了追尋興趣、提升自我的可能。

社會參與不僅打破了傳統的“老年負擔”論說，更通過老年人的價值再創造，推動銀發經濟從“被動養老”轉向“主動共建”，為老齡化社會注入了代際共融的活力。因此，銀發經濟的發展需要改變傳統的老年界定、社會角色和制度安排，向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參與機會，促進社會認知和政策規劃向老年人口“年輕化”的現實靠攏。

“十五五”期間我國銀發經濟發展的實踐舉措

明確銀發經濟的政治定位，須以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的良性循環為核心。中國的銀發經濟在激活老年產業經濟動能的同時，同樣強調政府通過制度供給保障底線民生，借助公共資源配置促進代際公平，運用政策杠桿引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因此，“十五五”期間中國銀發經濟發展的核心在于構建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這要求銀發經濟的發展實踐應當聚焦于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十五五”期間應當立足銀發經濟的民生導向，重點推進醫療養老保障與長期照護制度體系完善，夯實基本養老服務供給基礎。

老齡群體及備老群體的經濟安全構成銀發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置條件。

一方面，從生命歷程視角看，生理機能衰退引發的勞動能力弱化與失能風險攀升，客觀上加劇了老年群體對生活不確定性的憂慮。只有充分發揮社會保障機制在基本生活保障、減輕疾病負擔和提升老齡福祉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升社會的平等性，方能有效消除老齡群體的生存顧慮，進而培育支撐銀發經濟的消費選擇偏好。在這一方面，我國當前的主要發展方向是建立全國統一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并制定與養老服務或長期護理相關的專門法律法規。可參考日本“醫療保險+介護保險”融合發展的制度建設，在我國長期護理保險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探索建立長期護理保險與基本醫保的銜接機制，鼓勵照護資源與醫療資源的一體化融合。

另一方面，針對年輕一代的養老儲備與養老規劃需求，需持續優化個人養老金制度的激勵效能與運行效率，通過增加稅收優惠、豐富投資產品等手段提升制度吸引力，強化全生命周期財富積累機制。這種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在改善未來老年群體生活品質的同時，也能夠為銀發經濟注入持續發展動能。

其次，“十五五”期間應當強化銀發經濟的市場化、規范化建設，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制定完善關鍵領域和產品的國家標準。

對于老年人分層次、多元化的消費需求，供給體系的完善離不開產業政策的引導與市場機制的協同作用。應強化要素配置政策引導，推動土地、資本、人力、技術等資源向適老產業精準集聚，促進生活照護、醫療康養、文化服務等領域的供給質量與服務能力提升。與此同時，市場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市場監管框架的完善。在資本逐利動機的驅動下，虛假營銷、質量欺詐等危害老年消費者權益的事件時有發生，加之老年群體的權益保護意識與維權能力相對較弱，老年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充分保障。

因此，需要進一步規范銀發經濟發展的相關國家標準，針對老年消費市場特性建立風險防控機制。建議參照國際養老服務管理體制的建設經驗，制定和完善涉及老年人具體服務與適老化產品的法律法規，通過嚴格監管推動養老市場生態向法治化、規范化方向轉型發展。

最后，“十五五”期間應當推動銀發經濟在經濟社會諸維度上的整體發展與主體協同，通過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研究人員等主體的緊密團結，實現從“年輕社會”到“老齡社會”的平穩過渡。

老齡化絕非單一人群需要面對的事項，而是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的社會轉型。僅在微觀層面，銀發經濟的發展便對應著老年人的日常衣食住行與文化娛樂，以及生活區域內醫療、養老資源的供給充足度與服務的便捷度，牽涉到個人—家庭—社區—社會的協同配合。而在宏觀層面，銀發經濟長效機制的建立對應著經濟模式、代際關系、社會保障、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變遷，公共轉移支付、家庭內部轉移支付等基于資產的再分配體系需要或必然經歷調適，社會也需要建立起關于老年人的新認知、新敘事、新參與機制。

因此，可參照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提出《馬德里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區域執行戰略》，以建設“全齡社會”為政策總目標，將老齡化納入所有政策領域的主流，在勞動、教育、社會保障、無障礙環境建設等領域全面部署政策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