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們研究院承擔著多個“十五五”規劃編制相關的課題，“十五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已經入關鍵時期。我在與地方政府進行頻繁項目溝通的過程中發現，99%的地方政府將產業（尤其是制造業）作為“十五五”規劃的核心，以往五年規劃中重文輕旅的文旅規劃板塊中要求“淡化文化、聚焦旅游”，形成“一切向錢看”的慣性思維。

這種傾向的背后，是傳統“產城人”發展模式的延續——即以產業投資驅動GDP增長，以城市建設拉動土地財政，以人口流入支撐規模擴張。然而，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人產城”階段，民生需求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從人均GDP突破1.2萬美元和固投乘數效應接近1的國情來看，投資或者生產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過時，中國經濟亟需從“生產導向”轉向“民生導向”，“有形之手”需要以民生改善為綱，統領創新、產業、生態、文化等維度，真正打通經濟循環的閉環。

再深入一個層次來看，當前中國經濟最突出的矛盾，并非生產能力不足，而是經濟增長與民生改善的脫節。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5.1%，但消費對GDP的貢獻率仍低于60%，而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僅為40%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居民消費占比60%水平。這一現象的背后是“三低一高”的結構性問題：可支配收入占比低、公共服務供給效率低、社會保障覆蓋水平低、居民杠桿率高。例如，近幾年年居民債務占GDP比例快速攀升，資產負債表收縮直接抑制了消費潛力。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原副主任楊偉民曾尖銳指出，中國經濟的“最大堵點”在于“居民消費占比下降”導致的循環不暢。若“十五五”規劃仍以產業投資為主導，將加劇“GDP增速與民生體感差”（您有這種感覺嗎？）的鴻溝。以中西部某省為例，其“十四五”期間工業投資年均增長15%，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僅為4.2%，產能利用率長期低于70%。這種“重投資、輕分配”的模式，使經濟陷入“生產—過剩—再投資”的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看，民生并非孤立的社會議題，而是連接創新、產業、生態、文化的樞紐。以浙江、江蘇等地的實踐為例：

民生驅動創新：浙江通過“科技+養老”模式，催生智能穿戴設備產業集群，既滿足老齡化需求，又推動銀發經濟規模突破萬億元；

民生重塑產業：合肥依托民生需求導向的新型研發機構，將科技成果轉化為醫療儀器、智慧養老等產業，2024年研發投入強度達4%；

民生賦能生態：成都蜂鳥智造通過中試平臺連接科研與市場，將環保技術應用于醫療器械、智慧停車等領域，實現綠色產業與民生需求的雙向奔赴；

民生激活文化：萬事利集團將AIGC技術融入傳統絲綢設計，以個性化消費需求激活非遺文化的現代生命力。

可見，民生改善能夠通過需求側改革，倒逼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形成“消費升級—產業轉型—創新突破—生態優化—文化振興”的良性循環，而當下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無法統領其他領域的發展。

正如楊偉民在相城區“十四五”規劃中的突破性設計——將“讓相城人生活更有品質”置于首位，用可量化的民生指標（如住房供給、醫療資源分布）取代空洞的GDP目標，這一實踐已被證明能有效提升居民預期，拉動消費增長。相城區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相城區城鄉公共服務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達79.9%（比2020年提高6%，北京為70%），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達到60%（全國為43%、江蘇為41%）、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占GDP比重為53%（全國為37%、江蘇為35%）。

可見，“十五五”時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今年國家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服務于民生。所謂“投資于人”就是支持擴大就業、促進居民增收減負、加強消費激勵，形成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也就是說，當下我國經濟打造的最重要的堵點是經濟增長與民生提升之間的脫節，或者說老百姓對經濟發展的體感要顯著弱于GDP的增速，從而老百姓不敢消費，無法形成消費和生產之間的閉環循環。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問題，或者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不在生產，而在循環。

當然，除產業和民生之間的脫節外，我們的創新和產業之間也存在脫節，最明顯的表現是我國早就是全球第一論文生產大國，但明顯不是全球第一創新大國，從而影響了科技-經濟之間閉環的形成；然而，這與經濟-民生之間閉環的缺失相比，處于次要地位，因為沒有民生基礎不好的國家，不可能迸發出巨大創新力。

綜上所述，我建議地方政府將民生作為未來五年工作的第一要義來抓！“十五五”規劃需以民生為綱，從“投資于物”到“投資于人”，堅定走民生優先的規劃路徑：

一是收入分配改革。把更多的固投資金轉向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通過財稅政策降低居民杠桿率。例如，浙江計劃2025年研發投入強度達3.3%，但同步推行“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再提高20元”“居民醫保補助增加30元”等舉措，促進形成“創新—增收—消費”的閉環。

二是公共服務均等化。借鑒舟山經驗，推動教育、醫療等資源在市域范圍內均衡配置，通過“杭州小哥碼”等數字化平臺提升社會治理效能，降低非戶籍人口市民化成本。

三是建立消費驅動型經濟。把更多的固投資金轉向刺激消費，比如，推廣“惠民煥新”政策，以家電、汽車以舊換新激活下沉市場，2025年該政策已帶動農村智能家電普及率提升12%，縮小城鄉消費差距，擴大內需。

四是風險兜底機制。建立與民生改善掛鉤的政績考核體系，將居民滿意度、就業質量、基尼系數等納入地方政府考核。

民生是最大政治經濟學。中國經濟的未來，不在于再造幾個“世界工廠”，而在于培育“民生紅利”。當14億人的消費潛力被釋放，當農民工市民化創造數萬億住房與教育需求，當銀發經濟、健康產業成為新增長極，“民生導向”的發展模式將自然牽引創新突破、產業升級、生態優化與文化復興。楊偉民在相城區規劃中開創的“民生優先”范式，正是“十五五”時期需要推廣的底層邏輯——唯有以民生為綱，才能打破“GDP崇拜”的路徑依賴，讓規劃真正成為“寫給老百姓看的承諾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