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輻射源，每個城市都在向外輻射其影響;反之而言，每個地點都在同時接受來自周邊各城市的輻射，其中有一個城市對該點的輻射作用最強，該點即位于這一城市的輻射范圍內。由所有具有同樣條件的點所組成的區域就為這一城市的勢力圈。

　　在農業時代，農村是社會經濟生活的中心，城市對區域的影響力很弱，城市未能形成自己的勢力圈，多個城市之間也不存在輻射范圍在空間上相互疊加的狀況。只有隨著城市時代的到來，當城市成了地域空間中心時，城市的勢力圈才真正形成并與其它城市的輻射范圍在空間上相互作用。一個城市比周邊城市是否更有發展潛力、更有競爭力就直觀地轉化為城市勢力圈的變化。哪一個城市占據的勢力圈更大，就越能在發展中占據主動地位。因此，城市勢力圈的大小及其變動也就成為城市發展以及區域發展所密切關注的焦點。

　　自從重慶成為直轄市以來，我國行政區劃的調整一直在省級范圍內進行。而行政區劃的調整，離不開對城市影響力的分析。學者們對城市勢力圈(或經濟區)的劃分已有較多研究，但是將其與行政區劃進行疊合分析的不多。劃分江蘇城市勢力圈并與行政區域疊合分析，可以明確城市各自勢力圈范圍的大小，為各城市在區域內的準確定位提供依據;同時可以揭示各城市對本市域的實際影響力及其對周邊市域的影響程度，為江蘇城市體系規劃的編制以及省內行政區劃的調整提供參考。

　　城市勢力圈(或經濟區)的劃分方法可歸為兩類：一類是實證分析法，即根據區域不同地段與周邊各城市之間各種流的聯系的強弱程度來確定它們的歸屬。例如：顧朝林運用人流、物流、技術流、信息流、資金流對濟南城市經濟區進行了確定，周一星采用外貿貨運流、鐵路客貨流、人口遷移流、空間信息流對改革開放條件下的中國經濟區進行了劃分。實證分析法需要調查收集大量的流數據，并要求選擇代表性強、準確性高、易統計、易比較的指標加以綜合分析研究。另一類是理論分析法，即通過建立數學模型、引人相關統計值進行計算。由于數學模型在推導演繹過程中抽象掉了一些影響城市輻射力分布的因素，故劃出的勢力圈(或經濟區)范圍與實際吻合稍差。

　　鑒于流數據一般難以獲取，加之各種流指標劃分出的城市勢力圈(或經濟區)的邊界存在不一致性。所以，本文采用理論分析法來劃分江蘇城市勢力圈，并按以下技術路線展開：首先，運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各城市的綜合規模值，代替以往采用單一因子反映的城市規模；其次，借助GIS求出最短交通時間成本，以此優化直線距離；再次，運用修正后的勢能模型，確定各城市勢力圈的范圍，分析空間分布特點;最后，將城市勢力圈范圍與行政區域疊合，計算各市域的勢力圈構成和各勢力圈的跨市域分布，探討兩者之間的疊合關系。通過研究，可得出如下主要結論：

　　(1)在蘇南地區，雖然地級城市的綜合規模很強，但城市密集，造成省會南京勢力圈面積只位居第三，蘇錫常地級城市勢力圈面積也分列第七至第九;而在蘇北地區，雖然城市的規模較弱，但分布稀疏，導致連、徐兩個地級城市勢力圈面積反而位于前二位。這說明城市勢力圈的大小不單由城市的規模所決定，而且受區域城市密度的影響較大。

　　(2)蘇南地區形成了以南京、蘇州為龍頭的勢力圈空間架構，蘇中地區形成較為均衡的勢力圈態勢，而蘇北勢力圈分布卻呈現非均衡狀態;蘇南地級城市勢力圈以塊狀從東向西排列成串，蘇中呈南北延伸的長帶狀，而蘇北徐、連勢力圈為不規則大型塊狀，其余三城市勢力圈則呈小圓塊狀鑲嵌于其它勢力圈之中。蘇南、蘇中、蘇北城市勢力圈分布狀況的差異與經濟發展的梯度差異是一致的。

　　(3)蘇錫地區的縣級城市勢力圈面積較其它地區大，而且江陰、張家港、常熟等縣級城市越過長江向北襲奪空間。隨著蘇錫地區縣級城市實力的增強，它們不斷搶奪地級城市的勢力空間，導致蘇錫地區勢力圈的主體走向多元化的格局。這也說明城市勢力圈的大小隨著周邊城市實力強弱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4)江蘇城市勢力圈與行政區域之間存在4種疊合關系：南京、徐州、連云港、南通、蘇州、無錫等地級城市勢力圈的范圍遠大于其行政區域;江陰、張家港、常熟等縣級城市勢力圈的范圍與其行政區域有較大錯位;常州、揚州、泰州、鎮江等地級城市勢力圈以及昆山、吳江、太倉、宜興等縣級城市勢力圈的范圍與其行政區域基本吻合;鹽城、淮安、宿遷等地級城市勢力圈以及大多數縣級城市勢力圈的范圍遠小于其行政區域。

　　城市勢力圈的大小不僅受城市規模、區域城市密度以及周邊城市實力強弱變化的影響，并且受現實的交通、通訊水平所制約。因此，除了對中心城市定量的孤立分析外，應該將城市之間的各種流要素作為確定城市勢力圈的實證資料，與數學模型法互補，綜合判定勢力圈的范圍。由于城市勢力圈的劃分及空間分布問題較為復雜，本文只是作了總體性、概括性的分析，而非對城市勢力圈邊界的準確定位。盡管如此，本研究對江蘇城市體系規劃的編制、各市域空間發展戰略的制定、省內都市圈的構建以及省內行政區劃的調整仍不失有重要參考價值。(作者：段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