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產業鏈發展之痛在于“缺芯”“少核”“弱基”，特別是高端芯片等“卡脖子”壓力突出，產業升級難度較大，而中美長期戰略博弈將給我國產業升級帶來持續壓力。面對新形勢，我國應借鑒美德日優化產業鏈、供應鏈布局經驗，既要優化雙循環發展格局下我國區域產業鏈供應鏈布局，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又要堅持與其他國家的優勢互補和開放合作，逐步形成以我國市場為導向的產業鏈供應鏈一體化網絡。

　　日本：以科技創新驅動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

　　二戰后，日本產業鏈供應鏈布局演變基本經歷了本土重建、走向東亞、走向全球、回歸本土四個階段，近年來出現產業鏈供應鏈意識形態化聯盟趨勢。日本不斷優化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在政策制定、戰略導向、基礎研究共性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科技金融、法律法規、人才支撐等創新生態鏈的構建上，積極主動為企業自主創新打造良好環境。

　　( 一 )通過產業政策構建國內產業體系，通過產學研模式推進國內產業鏈供應鏈形成

　　一是二戰后日本產業政策發揮了產業鏈布局作用。上世紀50—70年代是產業重建、發展與轉型階段，日本主要通過傾斜式生產方式，推動鋼鐵、石油化工、汽車及家電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知識密集型產業轉變。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科技立國戰略下推動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推進新材料、醫用電子器材、生物技術、替代能源等新興產業發展。2008—2019年，金融危機和日本大地震讓日本更早警覺產業空心化和產業鏈供應鏈斷鏈風險，日本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和產業復興計劃重新布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2020年至今，在全球疫情沖擊和國際競爭加劇影響下，日本加速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回遷本土。日本實施以保持前沿尖端產業世界領先地位為導向的產業政策;推動重建“高效+經濟安全”韌性供應鏈體系，與美印澳新等國家打造產業鏈供應鏈聯盟，配合美國圍堵中國，日本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出現意識形態化。二是日本的官產學合作研究模式，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鼓勵科技創新、提升產業整體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推動本國產業鏈供應鏈布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三是日本組織產業聯盟作為突破工業基礎技術的重要途徑。

　　( 二 )通過產業海外布局，打造全球產業鏈

　　一是通過產業轉移互補合作，打造東亞產業鏈供應鏈格局。20世紀70—90年代，日本加快布局東亞產業鏈供應鏈，形成了以日本財團為“雁頭”，掌握上游技術和產品，以韓國和中國臺灣等經濟體為中游的技術配套企業，以中國大陸和越南等經濟體為“雁尾”的下游加工組裝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二是與歐美等國家在高端產業鏈供應鏈領域強強聯手，加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1985—2007年，日本海外投資布局從傳統的水平投資和垂直投資向生產網絡投資轉變。

　　( 三 )通過科技創新，保持產業鏈供應鏈主導地位

　　二戰后，日本科技創新發展軌跡和戰略主線主要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技術立國”戰略、上世紀90年代的“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戰略和21世紀以來的“知識產權立國”戰略三大階段。日本科技創新發展經歷了由技術引進、模仿為主向自主研發、創新、引領為主的轉變，通過技術創新，保持尖端領先，逐步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科技強國之一，保持著產業鏈供應鏈的全球主導地位。

　　( 四 )通過規則制定( 區域協定 )，加強規則和標準話語權

　　一是推動區域自貿合作，掌握全球高水平貿易規則標準。近年來，日本主導CPTPP( 即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力促日歐EPA( 即日本—歐盟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達成生效，力爭主導和更強的貿易投資規則話語權。二是提出全球數據治理概念，積極謀求數字經濟規則制定主導權。

　　( 五 )形成高端產業價值鏈閉環，抑制其他國家產業鏈上升機會

　　首先，日美歐等發達國家通過自貿協定形成高端產業價值鏈閉環，發展中國家則形成低端產業價值鏈閉環。最終帶來財富單向轉移，發展差距逐步拉大。其次，供應鏈布局轉向。日本加強能源、原材料供應鏈風險管理。完善物流供應鏈體系。再次，日本聯合美、澳新等構建產業鏈聯盟、科技聯盟圍堵中國。美國聯合澳日等“抑制中國的經濟增長”。

　　( 六 )以安全為由加大技術流出限制

　　首先，提出科技創新“安全”理念。其次，出臺尖端技術相關法律。再次，強化尖端技術出口管制。日本出臺防止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外流的措施。2020年日本呼吁美國、德國等42國收緊半導體尖端技術出口管控，并在其國內86所大學建立技術輸出管制部門，避免技術外流。

　　( 七 )完善知識產權戰略和國際標準化戰略

　　日本制定《知識產權戰略大綱》，頒布《知識產權基本法》，出臺知識產權相關法案，建立全球最為系統化的知識產權戰略體系。隨著日美等國加強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發展中國家獲取先進技術的成本大幅提高，反向破解和技術仿制受到限制。

　　( 八 )重視創新人才培養與儲備

　　人才和技術等是支撐產業鏈供應鏈的核心要素。日本早在1995年出臺的《科學技術基本法》中強調基礎研究和科學家的重要性。科技六五計劃提出了要強化研究能力和培養人才，大力培養不懼失敗、敢于挑戰的人才，鼓勵挑戰性研發活動。

　　德國：重視強化技術和工業領域的全球領導力

　　德國重視強化技術和工業領域的全球領導力，優化產業鏈供應鏈布局以歐盟區域內循環為主，同時謀求供應鏈多元化、本土化，減少對外依賴。

　　( 一 )打造以德國為核心的歐盟產業鏈供應鏈，推動與亞太、北美國家間產業鏈供應鏈整合

　　隨著歐洲統一市場的形成和非關稅壁壘的持續減少，歐盟區域內貿易比重不斷提升，形成了以德國為中心，以法國、英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等為外部圈層的歐盟貿易結構，形成德國與英法意等歐盟國家間的產業內垂直分工合作( 同類產品的跨國進出口 )，推動歐盟核心國家與中東歐、南歐國家間產業鏈供應鏈整合。同時歐盟加強與亞太、北美區域間合作，形成了水平分工合作，推動了歐盟與亞太、北美國家間產業鏈供應鏈整合。

　　( 二 )強化科技創新舉國體制，積極引領深化歐洲科技合作進程

　　德國長期以來一直將創新置于國家發展的核心位置，不斷強化戰略規劃的宏觀引領作用。2006年首次發布《德國高科技戰略》報告，2010年出臺《思想·創新·增長——德國2020高技術戰略》，2013年推出的《德國工業4.0戰略計劃實施建議》是德國面向未來競爭的總體戰略方案。2014年出臺的《新高技術戰略——創新德國》，提出要把德國建設為世界領先的創新國家，提出繼續將能源、健康、電動汽車、安全作為創新優先領域，增加“智能交通”與“智能服務”等與數字化經濟和“工業4.0”相關的科技創新作為優先發展領域。德國政府加強對研發創新的投入力度，根據每兩年發布的《聯邦研究與創新報告2020》，2018年德國政府和經濟界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升至3.13%，預計2025年將提高至3.5%。

　　( 三 )官產學研發聚焦關鍵共性技術，注重制造業高端環節的本土化和生產制造與研發設計服務的融合

　　德國官產學創新體系具有結構完整、分工明確、協調一致的特點。政府承擔立法、規劃、管理監督等職能，高校、科研組織和企業研究機構協同研發。德國官產學研究聚焦關鍵共性技術，基礎研究發達，培育了大量極具創新性企業，促進眾多中小企業成為某些微小領域的隱形冠軍，為打造“德國制造”立下汗馬功勞。

　　德國注重制造業高端環節的本土化和生產制造與研發設計服務的融合。戴姆勒、寶馬等德國汽車企業的高端品牌由德國本土制造，而成熟低成本的中低端型號則由海外市場完成。2017年德國汽車業由海外市場制造的汽車數量是本土生產汽車數量的2倍。在研發設計服務方面，2016年制造業研發設計服務投入超過500億歐元，是其他經濟部門投入總和的5倍。

　　( 四 )德國轉向“再工業化”，重構制造業產業鏈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德國加速新一輪產業鏈供應鏈調整。重視強化技術和工業領域的領導力，推動德國制造業發展向高新技術、高附加值及新興產業轉移，推動制造業振興不僅聚焦新興產業，更加注重結合技術應用和生產方式智能化帶動現有制造業高附加值環節再造，重構工業和制造業產業鏈。重點布局未來產業，重點開展數字化與技術主權、醫藥技術、氣候保護科技三大領域研究，推動德國成為全球創新領導者。

　　( 五 )重視提升供應鏈效率和安全性

　　德國推出工業4.0戰略( 2013年 )、《德國國家區塊鏈戰略》(2019年)、修改《對外貿易和支付法》( 2020年 )等措施，在形成供應鏈全球標準、提升供應鏈安全等方面做出規定。2021年德國通過《供應鏈法》草案，要求企業確保在其供應鏈中不會發生污染環境或侵犯人權的行為，該法案從2023年1月1日起生效。

　　美國：通過掌控規則主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

　　二戰后，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霸主，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基礎，以金融資本為動力，推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掌握世界經濟游戲規則，制定全球高科技發展標準，主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形成與演進。

　　( 一 )主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主導全球自由貿易投資規則

　　二戰后，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的霸主，其主導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相繼建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一系列全球化機構，牢牢掌握了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的規則制定權。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推動了全球化進程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與這一時期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造業轉移密切相關。20世紀50—90年代，美國等西方跨國公司推動了貿易、金融、信息等產業的全球布局和低端產業轉移，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承接西方的產業轉移成為“新型工業化國家”，推動全球基本形成發達國家掌握核心技術和產品、發展中國家加工組裝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格局，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全球自由貿易市場體系。

　　( 二 )重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區域化、近岸化、本土化發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歐等西方國家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國際經貿規則深刻演變，正在改變全球化背景下的協作分工格局，全球價值鏈面臨重構，產業鏈供應鏈區域化、近岸化、本地化趨勢明顯，出現了產業鏈供應鏈“去中國化”的跡象。美國提高對制造業的重視程度，實施“再工業化”戰略，提出“讓制造業回歸美國”，引導產業鏈供應鏈回歸本土。

　　美國主導新的國際經貿規則，強化在區域產業鏈供應鏈中的競爭優勢。美國主導的TPP( 2017年因美國退出未達成 )、美墨加協定(USMCA)、美日自貿談判等，出臺的排他性的區域協定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產生重大影響。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三零”貿易規則將對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帶來顯著影響。“三零”貿易規則將強化美歐日價值鏈主導國的話語權，發達國家依靠高端制造業和專利技術壟斷繼續保持主導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將繼續被禁錮在勞動力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承擔原料供應地和產品銷售地角色，導致發展中國家崛起成本攀升。

　　( 三 )引領全球科技創新，占據全球價值鏈制高點

　　美國是全球創新能力最強的國家，其優勢在于基礎研究強、高科技和軍事產業發達、位于全球價值鏈高端、對盟友和國際規則有較強的影響力。美國政府高度重視基礎研究，1962—1980年，聯邦資金資助了70%基礎研究項目。1980年《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及后續一系列法案的推出，是美國技術轉移的里程碑事件，打通了政府、大學和工業界之間的技術轉移限制，從而加速成果的商業化。同時美國的反托拉斯政策反壟斷政策倒逼企業創新，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激活了企業的創新。

　　長期以來，技術進步的外溢使美國占據全球價值鏈中的制高點，并從全球分工中獲取最大化的全球化紅利。2018年發布《先進制造領導力戰略》，強調美國在全球科技創新中居于領導地位，提出開發和轉化新的制造技術，教育、培訓和集聚制造業勞動力，擴展國內制造供應鏈的能力三大戰略目標，并指出智能與數字制造、先進工業機器人、人工智能基礎設施、高性能材料、半導體設計供給和制造等13個優先支持領域。2021年6月初，美參院通過了《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授權動用約2500億美元以加強半導體、電信設備、5G等領域的技術和研究。

　　( 四 )破壞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遏制中國崛起

　　美國將全球供應鏈戰略上升為國家安全戰略。2012年，美國發布《全球供應鏈安全國家戰略》，將全球供應鏈列為國家戰略。美國出臺政策，不斷提高制造業、國防、高技術領域的供應鏈彈性，對供應鏈安全立法，加強與盟國供應鏈安全合作，其中不乏針對中國的審查措施、出口限制和技術斷供。

　　美國持續打壓中國創新和高科技產業，除傳統限制對華技術出口、投資的科技戰外，美國還甚至可能采取中斷兩國科技交流、禁止中國理工科學生赴美留學、擴大科技“長臂管轄”范圍、以間諜為名起訴更多與我國有交往的科學家、繼續動員盟國加大對我國技術限制和封鎖等措施，遏制中國崛起。

      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紛紛出臺政策，以安全為由加大技術流出限制，加快產業鏈布局轉向，美國、日本支持本國企業從我國遷出，并聯合澳大利亞、印度和新西蘭欲構建日澳印新產業鏈聯盟、科技聯盟圍堵中國。